敬愛的孫起孟同志離我們而去了。

3月2日上午，當我們再次匆匆趕到醫院時，孫老已處于彌留之際。我們在他的病榻前，望著這位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奮斗了一生，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致力于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百歲老人，安詳地與世長辭了。孫老雖然走了，但他畢生愛國奮斗，無私奉獻，為國為民的風范和業績，仍然時時縈繞心頭。

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孫老出生于上個世紀初。那時的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內受封建主義的腐朽統治和盤剝，國家風雨飄搖，人民瀕于絕境。許多志士仁人，在苦難中多方尋求富國強民之路。孫老和不少同時代的人，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這個基本事實，抱著教育救國的理想，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此后，他始終把自己的命運同國家民族的前途聯系在一起，審時度勢，與時俱進，腳踏實地實踐自己愛國、救國的抱負。

青年時期，孫老進入江蘇省立蘇州女子師范學校任教，以其進步的思想，團結青年學生與國民黨的反動教育政策進行斗爭，并逐步形成了教育救國的志向。“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蘇州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在孫老等進步、愛國教師的指引下，手拿小旗，身背竹筒，走向街頭，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募捐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由于孫老當時的思想和行動與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旨意相悖，受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被迫離職到貴陽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后輾轉到重慶。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中華民族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抉擇的形勢下，為組織廣大民族工商業者及其所聯系的知識分子，團結自救，爭取光明前途，孫老與黃炎培等人一起，發起組織民主建國會，團結愛國工商業家和有聯系的知識分子，配合中國共產黨，為建立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而斗爭。1942年至1946年，他在昆明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職期間，幫助過不少共產黨員，并掩護共產黨的地下電臺，積極參加民主運動，成為中國共產黨忠實的朋友。1949年2月，他由沈陽抵達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隨后，他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為新政協的勝利召開做了大量具體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孫老懷著極其興奮的心情投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立和鞏固政權、恢復和建設國家的嶄新事業，他以對國家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在參加國家政權建設和國家事務管理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重新回到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領導崗位，并先后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擔任領導職務。他激情滿懷，忘我工作，推動民建始終不渝地遵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一直是民建參政議政活動中長期關注的重點問題。1993年，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在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上，民建中央作了《把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作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心環節來抓》的大會發言。會后，民建中央組織調查組，由孫老帶隊，赴武漢對長江動力公司（集團）汽輪發電機廠進行調查研究，總結寫出《成功屬于勇于改革創新的人們》的調查報告。王兆國同志在看了報告后說：“民建中央領導親自深入基層，調查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如何探索出一條新路，調查報告寫得很清楚，很有啟發。”隨后，調查報告在《經濟日報》全文發表。在此后的幾年里，民建各級組織就國有大中型企業深化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問題，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和建議。

及時了解和準確反映社情民意是履行參政黨職能的基礎性工作。上世紀90年代，在孫老的倡導下，民建把這項工作作為履行參政黨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進行大力推動，為中央和地方的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為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孫老長期擔任職教社的領導工作，為推動和發展我國的職業教育事業，作出了畢生的努力和突出的貢獻。特別是1995年，他根據我國剩余勞動力安置就業遇到的困難，從中華職業教育社自身特點出發，提出并倡導實施溫暖工程。溫暖工程把扶助弱勢群體作為基本任務，堅持為國分憂、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燈亮一盞、光灑成片的指導思想，累計培訓50余萬人次，幫助10余萬人就業，為貧困生減免學費8000余萬元，為和諧社會的建設作出了貢獻，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贊譽。

縱觀孫老的一生，是在愛國主義的道路上步步前進的一生，是更富理性，更深沉的愛國奮斗的一生。

多黨合作制度的堅定實踐者

孫老親歷了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這一民建發展道路上的歷史性轉折，參與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不但是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也是這一制度的堅定擁護者和實踐者。

民建成立初期，孫老被推選為中央常務理事兼秘書處主任，負責日常工作。他通過多種渠道積極投身于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在受到國民黨當局鎮壓、民建被迫轉入地下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斗爭，聲援配合人民解放戰爭，并積極推動民建逐步擺脫“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影響。1947年以后，他與章乃器被推派為民建駐港代表，建立與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的聯系。1948年5月，他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五一口號”，代表民建赴東北解放區，走上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與黨親密合作的道路，為新中國建立作出了積極貢獻。

新中國成立前后，民建積極參加了新政協的籌備和《共同綱領》的制定。孫老與其他民建、工商聯領導人一道，積極團結帶動工商界人士愛國守法，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支援國家建設，參加反帝愛國和爭取祖國統一的斗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他一方面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幫助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主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推動全行業公私合營；另一方面，及時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做了大量溝通、聯系和教育工作，協助黨和政府制定與完善對工商業者的政策，為順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付出了極大的辛勞。他創造性地貫徹毛澤東同志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在工商界中大力倡導以自愿為基礎、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為基本方法的自我教育，推動成員學習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逐步形成了“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行動綱領，為民建優良傳統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孫老雖然受到監護審查，身處逆境，甚至他的子女也吃了很多苦頭，但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念，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始終堅定不移。他曾堅定而樂觀地說：“我從來沒后悔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孫老與其他民建領導人一起，團結帶領民建各級組織和廣大會員，認真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確定了“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積極興辦企業，安置待業青年，開展支邊扶貧工作，并結合民建的特點和優勢，探索形成了以經濟咨詢服務、工商專業培訓為主要形式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新路子，極大地調動了廣大會員的積極性，開創了具有自身工作特色的新途徑，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孫老在擔任民建中央主席，領導民建工作的實踐中，堅持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與民建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注重在結合上下功夫。他倡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動民建緊密圍繞經濟建設，發揮聯系經濟界的特色和優勢，積極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討論，就改革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深入調研，向黨和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的充分肯定。

孫老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為不斷發展好、落實好、宣傳好這一制度作出了積極貢獻。對于多黨合作制度，孫老曾這樣說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從哪里來的？是從人家那里抄襲來的嗎？不是。當今世界上可以說還只此一家。是誰憑空想出來的嗎？不是。它是從我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的產物。這個基本政治制度，植根于中華大地的活土之中，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上，具有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不可搖撼的可靠性。”

1993年，民建提出將多黨合作制度納入憲法的建議，則集中體現了孫老對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深切體會和深刻思索。

孫老曾說，要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特點就在于這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是共產黨以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與八個民主黨派親密合作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優點則在于這個政黨制度有利于維護、鞏固和發展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地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增強我們國家處理應變的巨大民族合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早在1989年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上，在孫老主持下，民建首次以黨派名義作了題為《在堅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豐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大會發言，強調了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多黨合作的歷史必然性，以及二者密不可分的聯系。1992 年12 月，孫老提出，八屆人大一次會議將討論修改憲法，這是一件大事，民建應當積極參與。1993年1月，孫老邀請部分民建會內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入憲法的問題舉行座談，隨后民建中央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2月22日，孫老委托李崇淮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建議“在憲法序言中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建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寫進憲法。”3月6日，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的民主協商會上，孫老再次提出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寫進憲法。民建的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納。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3月18日，八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通過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作為補充條款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的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上升為國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黨、各團體和所有公民必須認真遵從。

孫老認為，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個堅持，一個發展，二者缺一不可。不堅持，發展就會失去前提或基礎，正確的方向也就難以保證；不發展，堅持就容易流于僵化，喪失其應有的生命力。因此，必須在堅持的基礎上，不斷促進這一制度的發展。他還認為，堅持和發展多黨合作這一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起著決定的作用，同時也和民主黨派的自身努力有著深切的關系。為此，他高度重視民建的自身建設，推動全會努力提高會員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為促進我國多黨合作制度長期存在和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新時期新階段，多黨合作實踐有了很大發展，民建在這一制度的實施中無論是履行職能還是自身建設，都得到了長足發展。2003年底，孫老提出，要在總結14號文件頒布十幾年來多黨合作經驗的基礎上，出臺一個新的文件。在2004年中共中央召開的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議。胡錦濤同志在座談會上明確指出，要在認真總結貫徹中共中央[1989]14號文件15年經驗的基礎上，使多黨合作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據此，中共中央于2005年年初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意見》對于推進多黨合作事業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發展，為民主黨派更好地發揮參政黨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和廣闊的實踐舞臺。

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領域的理論家

半個多世紀以來，孫老在民主黨派工作和多黨合作的長期實踐中，不斷探索、深入思考，撰寫了大量關于統一戰線、多黨合作以及民建工作的著述文章，為多黨合作事業的發展、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書中充滿了對中國人民的誣蔑和仇恨，并把顛覆新中國的夢想寄托在發展“民主個人主義”上。針對美國的白皮書，民建主要領導成員經過集體討論，由孫老執筆，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發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聲明揭露和駁斥了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民主個人主義者”顛覆人民革命的陰謀。聲明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從它出現在歷史舞臺開始，“就受到封建的阻礙和帝國主義的摧殘”，“中國近百年史黯淡的一頁也就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受盡帝國主義打擊的一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懂得跟著中國共產黨走，”“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這一聲明，闡明了我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聲明的發表，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評價。毛澤東同志稱贊“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和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于今后的合作。”這一聲明在民建自身發展的道路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為民建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與制定和接受《共同綱領》，奠定了思想基礎。

孫老擔任民建領導工作以來，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工作結合學習，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回答了多黨合作領域的許多重大問題。如關于堅持和發展多黨合作、正確處理黨與民主黨派關系的思想，關于民主黨派自我教育的理論，關于貫徹民主集中制的論述，關于領導工作的系統闡述，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同異觀，等等，字里行間飽含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反映出他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不僅對民建工作，而且對認識和理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推進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都產生了積極影響。1996年12月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以后，年事雖高，但仍然堅持學習，堅持研究，撰寫了“總結經驗與時俱進”、“關于‘兩個務必’的優良傳統”、“關于領導工作的若干問題”、“關于科學發展觀”等文章。最近幾年，孫老盡管久病在床，但仍思維清晰。在與病魔作斗爭的同時，他仍關注著多黨合作理論的研究。2007年下半年，三卷本的《孫起孟文稿選編》出版后，他由于病情嚴重已不能說話，但仍堅持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從頭至尾讀給他聽，這種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執著精神使人由衷敬佩。

孫老一生奉行責在人先、利居眾后，清正廉潔、克己奉公。他高風亮節，光明磊落，謙虛好學，待人寬厚。孫老一向生活節儉，居家簡樸，家里的床鋪、桌椅、書柜多是50年代初政協機關配置、60年代折價賣給個人的老式家具。他晚年深居簡出、平靜恬淡，他從不祝壽，更不收禮品。但他念念不忘因災受困的人民、家境貧寒的失學兒童，每每慷慨解囊。他的高尚品德，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不斷進取的活力。

孫老以100歲高齡在北京逝世，他不平凡的人生軌跡，見證了中國的滄桑巨變。作為這一偉大變革的積極參與者和先驅，他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祖國，獻給了人民。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我們民建的優良傳統。我們要把他的高尚品德和崇高風范學到手，并在實踐中努力發揚光大，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征程中創造新的輝煌。只有這樣才真正是化悲痛為力量，才能告慰孫老的英靈。

安息吧，敬愛的孫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