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清瘦的臉龐，從此不能再用略帶江西鄉(xiāng)音的普通話談論憲政

有的人走了，他還活著，并且以一種更為深遠和讓人刻骨銘心的方式，永遠活著。他們沒有什么權力，究其一生，也不追求和留戀那種旨在凌駕于他人之上，通過命令他人而獲得快感、安慰與私利的權力。在權力面前，他們通常是無能為力的弱者，但并不因此放棄努力的權利。的確，除了道德的正直，對良知的堅持和對社會的關懷，以及恪盡職守的工作，他們看起來再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影響他人了。

　　但就是這種微弱的、堅韌不倒的努力，維系著世道中的正義和真理，讓文明的血脈和人道的理想代代相傳。而且，他們的形象和英名，總是會遠遠超拔于那些易碎與速朽的權勢，超拔于那種把安逸享樂當作生活目的的“豬欄的理想”，而在星空閃耀，在大地深植，在人心永駐——雖然，這種超拔并非他們的追求。

　　蔡定劍先生，英年早逝的學者、教師，憲政民主的傳播者、實踐者，就是一位依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行為和人格永遠活著的人。他的一生，是真正踐行了自己所信奉的價值觀、為了自己的最高愿望而活著的一生，是為了一個民族的長治久安而殫精竭慮地求索她的制度基礎和文化基礎的一生，是用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溫和、寬容、理性、韌性與社會不斷互動、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生。所有這一切，不僅使他成為中國邁向民主憲政道路上的杰出代表，而且成為當代學人和教師的倫理學楷模。

　　沒有誰在良心的天空中擁有管轄權，不管怎樣的教條，都難以真的浸潤人心。而蔡定劍先生不經意中就深深感染和打動了我們，如同清水芙蓉，毫無雕琢，唯余赤誠。正因為如此，當他離開的時候，無數相識的朋友和不相識的讀者聽眾，驀然發(fā)現(xiàn)，在他們最為看重的精神地帶，出現(xiàn)了一片空白，而且很長時間都難以填補。這是一種怎樣的損失，又是一種何等的痛惜。

　　今天上午，蔡定劍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這是告別，也是擁抱，擁抱他的思想人格，擁抱他留下的精神財富。

蔡定劍先生是一位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崇高理想的人，這使他的人生一直有著明確的方向感。在中國的官員中，退休從教者并不少，但棄官從教者則少之又少。退休從教，對官員來說是一件光榮而體面的事情，他們也大都繼續(xù)擁有院校之長一類的頭銜，相當于“官本位”的一次夕陽化平移。而蔡定劍先生放棄全國人大副局長之職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時，是純粹去做一個教授，并主持憲政研究所的研究，時年不過48歲。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末他就想回到學校，后來先聯(lián)系了北京大學算起，他決心棄官從教、從學的時間就更早。沒有一種超越性的價值追求，這很難做到。

　　馬克思在《青年在選擇職業(yè)時的考慮》開篇寫道，“自然本身給動物規(guī)定了它應該遵循的活動范圍，動物也就安分地在這個范圍內運動，不試圖越出這個范圍，甚至不考慮有其他什么范圍存在。神也給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標——使人類和他自己趨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尋找可以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在馬克思看來，選擇職業(yè)時“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蔡定劍的選擇，就是青年馬克思式的選擇。對國家、社會、民族的責任感，對民主、憲政、法治的使命感，使得他決意告別流俗，不再循規(guī)蹈矩，而是回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道統(tǒng)之中，以天下為懷，任重而道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生命歷程，在蔡定劍看來，才是一個更為真實、也更值得珍視的世界，即使嘔心瀝血，焚膏繼晷，輾轉反覆，負重前行，但在內心深處，他卻是快樂的，驕傲的，幸福的。恰如愛因斯坦所言：“照亮我的道路，并不斷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是美、是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是不全神貫注于客觀世界，那么在我看來，生活是空虛的。”這也是蔡定劍的道路和生活。

　　蔡定劍先生是嚴肅而誠篤的學者、教師，也是不滿足于書齋，在大地上探索真理、切實行動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告別仕途，是為了更好地參與政治生活。政治是“眾人之事”，因此需要眾人參與。愛因斯坦說，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他因此反對那種“科學家對政治應當默不做聲”的看法。在給朋友的信中，愛因斯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么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在另一封信中，他說，“我從來沒有作過系統(tǒng)努力去改善人類的命運……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fā)表了意見，對它們表示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和愛因斯坦的政治參與方式相比，蔡定劍的選擇，是更為積極、主動和有創(chuàng)造性地參與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他直面矛盾，承受煎熬，但并不消極，他思于此，哭于此，歌于此，呼于此，也有為于此。他長期在全國人大工作，既看到了民主法治在中國的蹉跎與進步，更看到了人民心中孕育的民主要求，并視之為中國民主化的寶貴資源。他曾經感慨，“是什么力量把百歲老人在寒冷泥濘的冬天從溫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去？是什么力量讓一位全身癱瘓的病人叫人抬到選舉大會會場來競選村官？又是什么動力驅使這一群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懷揣著法律文本四處奔走，苦苦尋找著民主權利？……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利益的關注，是對自己命運的關注。”民主、法治、人權、憲政，這是蔡定劍先生的信仰，同時，他也在現(xiàn)實中看到了希望。當他的心靈和人民的心靈同頻共振后，當他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深切地融為一體后，公民蔡定劍的大腦和腳步就再也沒有停止過，直到他安息的那一刻。

從普及法治知識到參與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設計，從呼吁預算公開、以“限錢”促進“限權”到推動地方黨代表直選和全委會改革，從為城市小攤販鳴不平到反對就業(yè)歧視，蔡定劍先生無時無刻不在實踐他所提出的“人人都是改革者”、人人都可以為民主法治建設出一分力的理念，并由此成為公民權利的堅定捍衛(wèi)者和社會改革的建設性推動者。他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公民”。

　　蔡定劍先生是思想者，也是教書育人的傳播者。距今70年前，蔡元培先生故去后，他的學生蔣夢麟在《蔡先生不朽》一文中總結了蔡先生留下的四大不朽精神，即學術自由之精神、寬宏大度之精神、安貧樂道之精神、科學求真之精神。在作為教師的蔡定劍身上，這些不朽的精神也都熠熠可見，光照萬千學子。他是在傳道授業(yè)，也是在傳播一種以民主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如同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所說的，“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對這一點，舉凡受教于蔡定劍先生的學生，無不感同身受。

　　今天，2010年11月26日，我們和蔡定劍先生那平靜如洗的面容做一個永遠的告別。他如同時代的尺子和鏡子，讓作為生者的我們經受了一次難以釋懷的洗禮。這個高尚的靈魂離我們遠去了，但他那把憲政民主作為畢生使命、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聲音，必將激勵我們更好地活著，讓生命活出更高的意義和價值。有這樣的公民，是中國的驕傲；必有一日，也許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和民主法治的進步，定會讓蔡先生的英靈感到欣慰和光榮。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yè)，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fā)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這個主動承載了社會責任和歷史責任的生命，必將被歷史銘記。

　　蔡定劍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