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良鏞，城市規劃及建筑學家、教育家，長期致力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建筑設計、園林景觀規劃設計的教學、科學研究和實踐工作。現為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先后獲得聯合國世界人居獎、陳嘉庚科學獎等獎項。曾為北京、桂林、三亞、深圳等城市的規劃，特別是舊城區改造整治規劃設計工作作出重要貢獻。代表作品包括《廣義建筑學》等。

吳良鏞在營造學社成立80周年大會上講話

吳良鏞（右二）在廣州考察

1999年，吳良鏞獲得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勛章”

吳良鏞在黃山寫生

吳良鏞指導學生

吳良鏞（左）在建筑工地

古色古香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資料室里，滿頭銀發的吳良鏞院士緩緩坐下。戴上眼鏡、戴上助聽器，再檢查一遍帶來的資料，向記者微笑著點點頭……每一個動作都做得扎實有序，一如他對工作的態度。

“請問您對國家大劇院、央視大樓這些帶有實驗性質的建筑有什么看法？”對這個首先拋出的有些突兀的問題，吳良鏞寥寥數語帶過，“與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老百姓的民居，人的居住問題才是建筑本質、核心的問題”。

傾心教育

“我的作品不多，主要還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

吳良鏞1922年出生于南京的一個小職員家庭。幼年的他愛好文學、美術，也曾向往著能造出《紅樓夢》中大觀園那樣秀美的園林建筑。然而，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家人飽嘗了流離失所的痛苦。

1937年南京淪陷前，吳良鏞跟隨兄長先后到武漢、重慶求學。“大學入學考試的最后一天，剛交完卷子，就聽到防空警報響起，日寇的戰機空襲來了。”吳良鏞和同學們趕緊躲進防空洞，一時間地動山搖、火光沖天，“當我們從防空洞出來時，發現母校所在地合川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大片街巷都被炸毀，一片狼藉。”

在這場大轟炸中，吳良鏞敬重的江蘇省首席國文教員的戴勁沉父子不幸遇難。第三天，他悲傷地告別合川，臨行前默默許下宏愿，“將來要從事建筑行業，重新修整慘遭侵略者蹂躪的城鄉”。

在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讀書時，吳良鏞在油印校刊《建筑》上發表了題為《釋“闕”》的文章，被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看到，因欣賞他的才華，讓他到身邊協助工作。

“在梁先生身邊工作，有機會看到他從國外帶來的建筑領域的最新資料，這讓我開闊了眼界，積累了不少建筑學知識。”說到梁思成、林徽因這對中國建筑學領域的著名伉儷，吳良鏞依然充滿感激之情。

抗日戰爭勝利后，吳良鏞協助梁思成先生在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筑工程學系。建系之初，只有林徽因與吳良鏞二人執教。1947梁思成返回學校后，逐步在教學中增加了歐美現代建筑的教育內容。

1948年夏，經梁思成推薦，吳良鏞赴美留學，在著名建筑師沙里寧主辦的匡溪藝術學院進修。1950年當他獲得該院碩士學位時，接到梁思成來信——“新中國急需建筑人才!”他沖破阻撓，幾經波折，回到祖國，重新執教清華。

1951年，吳良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呼吁重視建筑教育，建議“更有效地更多地培養基本建設的生力軍”。他多次提出，建筑專業要與建筑教育相結合，還和北京農業大學的汪菊淵教授聯合建議清華大學與北京農業大學合辦園林綠化專業，在清華大學招收了我國第一批園林規劃設計專業學生，這就是后來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的前身。

在吳良鏞的努力下，清華大學建筑系的師資力量不斷充實，學生數量不斷增加，教學質量穩步提升，很快就成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建筑教學中心之一。直到現在，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是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教授、學術帶頭人，指導著7名博士生。

上世紀80年代，他借鑒西方建筑教育的成就與不足，針對中國建筑教育提出了許多系統的設想與建議，如建立多層次的教育結構，廣泛培養多種建筑人才、教育機構、研究機構與生產實踐結合、注意職業教育的地區性等。在他的積極推動下，1988年，清華大學建筑系改為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培養出一批批建筑學、城市規劃學、風景園林學等方面的專業人才。他所致力開辟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筑教學道路，也為推動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內外產生重要影響。

問起最讓他感到滿意的作品，吳良鏞謙虛地說，“我的作品不多，主要還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和科學工作者。”鑒于他在建筑教育領域所作的貢獻，1996年吳良鏞被授予國際建協教育評論獎。

以人為本

西方建筑史是“石頭的歷史”，中國古代建筑是“土木的歷史”，中國古建保護比西方更為不易。

從1978年起，吳良鏞開始對北京舊城區中心地段的整治進行研究，提出了“有機更新”理論和建造“類四合院”住房體系的構想，既能滿足現代生活需求，又能適應舊城環境。

他的“有機更新”理論在菊兒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中得以充分體現。

改造前，菊兒胡同有一個41號院，是由一座寺廟衍生出的大雜院，也是菊兒胡同最破的地方。40多戶人家共用一個水龍頭、一個下水道，廁所在院外100米處。隨著人口增加，院子里逐漸蓋滿了小棚小房，幾乎沒有轉身之地。危房、積水、漏雨的問題一直困擾著41號院的居民。

上世紀80年代，北京開始展開危舊房改造項目。像菊兒胡同這樣的地方，同時又屬于古都風貌的保護范圍。由于許多改造方案與舊城風貌保護相沖突，菊兒胡同的改造一直停滯在規劃層面。“項目不大、費用不高，牽涉面卻不少”，很多設計單位都不愿碰這類項目。

后來，北京市房改辦找到了吳良鏞，出乎很多人預料，對于這個建筑面積僅2700多平方米、設計費用僅1萬元的項目，吳良鏞卻表示出極大的熱情。

原來，菊兒胡同改造實驗的理論準備工作，吳良鏞已經進行了30多年。1950年，他對保存完好的崇文門外花市地區胡同與四合院進行了詳細調查；從1978年開始，吳良鏞參與北京市總體規劃，同時開展北京市舊城整治研究；在1979年對什剎海規劃方案的研究中，他已經基本形成了居住區整治的“有機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設計方案的思路。1987年，吳良鏞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城市規劃與文物保護”國際學術會議，展示的就是北京舊城整治和新四合院的專題研究。

記者探訪了如今的菊兒小區。2層至3層的小樓，白墻黛瓦，對原有樹木精心保留，在冬日陽光的照耀下柔和寧靜。青色小瓦砌成的房脊屋檐，又與兩邊的老房子連成一體，遠遠望去絲毫不覺得突兀。

走進菊兒小區，一進套一進的小院子，給人以北京傳統四合院的嚴密和層次感。站在院中，感覺極像“長高了”的四合院，3層高的建筑四面圍攏一個小院，院子雖小卻不覺壓抑。

這樣一座小院，每天都上演著“老北京”生活圖景，出來進去打聲招呼，有了困難相互照應……完全沒有水泥森林的那種冰冷感覺，這也恰恰體現出吳良鏞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

“有機更新，就好比衣服破了打塊補丁，其實只要精心縫補，就算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麗。”吳良鏞說。

相對于城市的大拆大建“改天換地”，吳良鏞的“有機更新”理念更保持了城市的自然生長和延續，對于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城市來說，可謂是探索了一條舊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

吳良鏞常說，西方建筑史是“石頭的歷史”，而中國古代建筑是“土木的歷史”，中國古建保護比西方更為不易。北京舊城可以說是世界城市史上“無與倫比”的杰作，是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最后結晶”。北京的舊城改造，最迫切的任務是要創造一種社會住宅，不僅滿足現代生活舒適的要求，還要與原有的歷史環境密切結合。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左川回憶說，在菊兒胡同方案審批時，前后審查了六七次之多，費盡周折，為此，吳良鏞不厭其煩、反復修改。到了施工圖階段，光圖紙就出了95張。“就菊兒胡同一期的設計體量來說，出95張圖對于很多建筑師來說不可想象。”

1992年，菊兒胡同改造獲得了亞洲建筑師協會金質獎，1993年又獲得了聯合國“世界人居獎”。21世紀初，英國一位知名建筑評論家曾說，菊兒胡同的改造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危房改造都具有指導作用。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這就是吳良鏞的工作思路。不說空話只做實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尋找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規劃建設之路。

寄情工作

“不是說不能借鑒西方，建筑創作也應該標新立異，但在學習中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改革開放以后，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擁而至，對我國城市建設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些未經消化的舶來品破壞了城市原有的文脈和肌理，導致有的城市成為外國建筑師標新立異的建筑設計實驗場。許多城市同質化嚴重，千城一面現象尤為突出。

談到這些問題，吳良鏞有些憤慨，“不是說不能借鑒西方，建筑創作也應該標新立異，但在學習中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失去建筑的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內涵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失。”

吳良鏞認為，人居環境應該包括建筑、城鎮、區域等，是一個復雜巨系統，“過去我們以為建筑只是建筑師的事情，后來有了城市規劃，有關居住的社會現象都是建筑所覆蓋的范圍。目前，我們城市建筑方面問題很多，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就事論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我畢生的目標，就是創造良好的、與自然和諧的人居環境，讓人們能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就是一個建筑師的追求和情懷。”吳良鏞說。

1989年，吳良鏞把數十年在建筑學、城市規劃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心得，寫成了15萬字的專著《廣義建筑學》，這是我國第一部現代建筑學系統性理論著作，該書出版后，引起了中國建筑界的廣泛關注，被推薦為“一本建筑師的必讀書”。

近年來，吳良鏞將自己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參加了北京、天津、廈門、廣州、蘇州、無錫等城市的總體規劃工作，主持參與多項重大城市發展戰略、城市規劃研究項目，如北京西北文教區和中關村科技園規劃建設、上海浦東規劃、廣州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他直接主持的建筑設計項目包括山東泰安的泰山博物館、江蘇南京的金陵紅樓夢博物館、江蘇省南通博物館、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新校區等。80多歲高齡時，他還不斷奔波在各地的建筑工地上，直至病倒在施工現場。

2008年夏天，吳良鏞不顧南京炎熱的氣候，堅持在金陵紅樓夢博物館的工地上現場指導，結果由于天氣炎熱、出汗過多而突發腦梗。經過兩年多的治療，憑借頑強的生命力，他又奇跡般地康復，重新投入了工作。

“在康復醫院住院期間，有年輕的醫生知道我是搞建筑的，跑來問我，‘現在我要結婚了，結婚不能沒有房子。但房價這么高，您說我該買不該買？’我說，這個太復雜了，我的確回答不了你。”從事建筑業60多年的吳良鏞聽到這種詢問，心情很不平靜。

吳良鏞說，中國有句老話叫“安居樂業”，每個人都有安定的住所，這是社會發展最根本、首要的條件，也是社會的責任。

對于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不斷擴大的問題，吳良鏞發表了不同見解，“城市的一切應該為了人民，我們現在常常希望把城市變大，這樣就更富有了，或是級別更高、作用更大了，但如果不注意城市規劃，單純地增大一些面積，那么這種大并不好。無論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必須把宜居、合乎人的需要當做根本的發展目標。”

“建筑學的意義在于不僅要蓋好房子，更要避免蓋低劣的房子。不要以為在一個地方蓋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揚名，如果蓋不好，那就是歷史的罪人。”吳良鏞的話語擲地有聲。

由于工作的關系，吳良鏞幾十年來走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他總結說，“現在保留下來的中國古代建筑，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披沙揀金留下的精品。好好保護、好好研究，在現代建筑規劃上有所借鑒，是建筑界亟須做的事情”。

現在，已是耄耋之年的吳良鏞寄情于工作。“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放在工作上，許多城市管理者經常給吳老打電話，征求他對城市規劃的意見。有的甚至直接找上門來。他總是不厭其煩、親自接待。”左川教授說。

如今，吳良鏞不僅帶了7名博士生，給研究生上一門課，還正在編寫《中國人居環境史》，承擔京津冀區域空間發展研究等項目……他對工作的熱情，一點兒也不輸給年輕人。（李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