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及深厚文化底蘊，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導。

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思想根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沃土和思想根基。中國式現代化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自強不息”“民惟邦本”“天人合一”“仁者愛人”“與人為善”“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貧濟困”等，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中華民族擁有在5000多年歷史演進中形成的燦爛文明。走自己的路，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既基于自身國情、又借鑒各國經驗，既傳承歷史文化、又融合現代文明，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共同發展，以其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堅實的文化基礎和獨特的文化內核，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推進人類現代化進程作出貢獻。

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文化支撐

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征，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五個特征都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民為貴”“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等，為我們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文化啟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等，為建設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傳統文化底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為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提供了傳統文化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道法自然”“斬伐養長，不失其時”等，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了傳統文化智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等，為建設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提供了傳統文化支撐。

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智慧方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治國理政思想智慧。例如，推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可注重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天行有常”“動必量力，舉必量技”等尊重客觀規律、實事求是的思想；推進法治建設，可注重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的“德法共治”“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等法治與德治有機結合的思想；等等。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還蘊含著豐富的方法論，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傳統文化強調系統、整體思維，強調以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待事物，古人講的“天人合一”“人與天地相參”等就是這種整體思維的具體體現，對我們從全局和整體視角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啟示意義。例如，傳統文化強調辯證思維，強調從事物的運動變化中來認識事物和把握事物的規律，古人講的“一分為二”“合二而一”“執兩用中”“剛柔相推而生變化”等，就是這種辯證思維的具體表達，可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的方法啟迪。例如，傳統文化還強調底線思維。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引用《周易》中“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的名言，強調“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就提醒我們要增強憂患意識，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自覺做到有備無患，牢牢把握主動權。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思想根基、提供文化支撐，而且還可以直接提供一些形象的概念和提法。例如，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小康”這個概念，就出自《禮記·禮運》。小康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追求的理想社會狀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使用“小康”這個概念來確立發展目標，既符合中國發展實際，也容易得到廣大人民理解和支持。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這里的“大同”概念，也來源于《禮記·禮運》。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借用“大同”概念來形容中國共產黨人胸懷天下的境界和擔當，彰顯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努力使其發揮滋養和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