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有待形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進國際關系法治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將繼續為推動全球治理法治化、實現全球善治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隨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全球治理體系的缺陷日益凸顯。當前，在制定國際規則、國際決策的過程中，國際治理的代表性和包容性還較為不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沒有得到充分體現和維護，難以為各國提供強有力的國際規則、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國際形勢、世界未來呈現不確定性。隨著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的興起，不同國家在經濟活力、經濟增長率以及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等方面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世界未來的不確定性愈發明顯。

不確定的世界給我們提供了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的機遇。隨著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獲得更多尊重，也有了更多的機會爭取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參與全球治理。與此同時，不確定的世界也給我們帶來了新風險新阻力。國際形勢跌宕起伏，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連續不斷，震蕩源增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投資爭端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劇，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加。隨著全球性挑戰增多，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緊迫性越來越突出，國際社會呼聲越來越高。這不僅事關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而且事關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不僅事關對發展制高點的爭奪，而且事關各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長遠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要求建設國際法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奉行法治、公平正義的未來。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促進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需要推進全球治理法治化，建設國際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推動全球治理法治化，以法律形式確立處理國家之間關系的規則，有助于保障全球治理體系的規范性和協調性，保障全球治理的有序展開；以法律形式確立國家主權平等原則，有助于促進國家之間的平等，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以法律形式確立國際合作的框架機制，有助于提高國際合作的確定性，提升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有效性。

國際法是各國共同遵循的準繩，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重要手段。國際法確立調整國際關系的原則和規則，為各國的交流往來提供規范準則，為國家之間關系的相對穩定、全球治理的有序推進提供保障，也為和平解決國際紛爭、各國共享發展紅利提供支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關鍵在于建設國際法治。一方面，完善國際法體系，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另一方面，確保國際法由各國共同遵守，不搞例外主義和雙重標準，為各國和平共處提供規范性基礎。

為建設國際法治貢獻中國力量

我國一直是國際法治的維護者和建設者，是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和推動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那么，什么樣的國際秩序才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如何解決全球治理難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全球治理難題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共同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指明了方向。我國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并將繼續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引，引領全球治理變革，建設國際法治。

維護聯合國憲章在國際法體系中的核心地位。聯合國憲章確定了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奠定了多邊主義的基礎，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基石。我國將始終做多邊主義的踐行者，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定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

攜手變革國際法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全球事務應由各國人民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由各國共同分享。只有以主權平等為基礎變革國際法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才能更加有效地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方面，應繼續主動參與并努力引領國際法體系的重構，推動制定國際法以維護各國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修改奉行“叢林法則”的國際規則，推動各國在國際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保障各國人民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的權利。

探索全球治理的“軟法”與“硬法”共治模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行動。在此過程中，我國采取了國家間的非正式機制安排，主要通過簽訂諒解備忘錄來促進國際合作。這種合作機制以宣示與倡導為主，為各國根據自身情況調整具體承諾留下空間。這與原有以正式條約等強約束機制為依托的“硬法”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種“軟法”治理模式。由于其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軟法治理模式提高了各國達成合作的可能性，提升了國際合作的效率，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功能。我國將進一步探索“軟法”與“硬法”共治的途徑與方法，形成“軟法”與“硬法”的相互包容與優勢互補，在增進“一帶一路”國家之間合作的同時，提升合作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繼續為建設國際法治提供新思路新方案。（周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