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后的紀念講話中，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一生的兩個偉大發現——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學說。對于前者，他認為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在唯物史觀誕生之前，在社會歷史問題上，唯心史觀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即使對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形成起過重大影響的費爾巴哈，也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義，即在自然觀上堅持了唯物主義，一旦進入歷史領域就重新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在關于歷史創造者問題上，則分別表現為群眾史觀與英雄史觀。但是，決不能由此就認為肯定和崇尚英雄人物就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更不能認為馬克思主義堅持群眾史觀就是否定英雄人物的歷史功績。馬克思主義對英雄的理解建立在對人民群眾與英雄人物關系的辯證把握之上，與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本質、歷史的動力、歷史的方向等問題渾然成為一個整體，充分體現了唯物史觀的根本精神。

“英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出現時，一種是褒揚的色彩。集中出現于描寫無產階段同反動派的斗爭中某些人群表現出的精神風貌，這一態度在《法蘭西內戰》中多有表現。比如：“公社戰士的英雄氣概向梯也爾表明，憑他自己的謀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巴黎的抵抗是無法擊破的。”在另一處寫道：“巴黎全體人民——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隊開進城內以后還戰斗了一個星期的那種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這里的“英雄氣概”原版德文詞是Heldenmut，Helden是英雄的復數形式，mut的意思是勇氣、膽量。由此可以看出，Heldenmut作為復合詞表達的就是漢語語境中所說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精神氣質。以上的兩處文字也表明，馬克思贊揚英雄時，贊揚的實際是被贊揚對象身上所表現出的英勇、敢于犧牲的精神。另一種是中性的態度。多出現在對歷史的敘述中，比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多次提到，一般指希臘的英雄時代，即約公元前十二世紀到公元前九世紀的希臘氏族制度解體時代。在英雄時代的英雄傳說中英雄是某種具有神性的超人，希臘早期詩歌雖然對其具有一定的崇拜性質，但恩格斯所說的英雄時代僅僅是指社會發展的某一特定階段，并無褒貶色彩。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論及“英雄”時，肯定或贊揚的是某些人物或群體身上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品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具有這種“英雄”觀，是由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作為物質資料生產能力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人民群眾正是物質資料的承擔者，從而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但是，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并不是否定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杰出人物以其過人的智慧才能以及優秀的品質性格等方面的因素，可能在具體歷史事件或特定歷史階段中發揮巨大作用，對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但杰出人物推動歷史進程并不是自身就能夠獨立完成的。如果我們按照日常習慣可以將這些杰出人物稱為英雄，那么英雄的作用發揮恰在于他們深深扎根人民群眾之中，匯聚起了蘊藏在人民中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列寧以革命家的演說口吻強調，英雄的革命戰士要同人民密切聯系起來，說他們是“未來風暴中的年輕舵手”，但還不是風暴本身，“風暴是群眾自身的運動”。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則進一步闡明，“個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點能夠影響社會的命運。有時他們的影響甚至是非常大的，不過，無論是這種影響的可能性本身，還是影響的規模，都是由社會組織、社會力量的對比來決定的。個人的性格只有在社會關系許他這樣做的那個地方、那個時候和那種程度內，才是社會發展的‘因素’。”從列寧和普列漢諾夫的話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創造者問題上堅持群眾史觀而反對英雄史觀，并不是否定英雄人物的作用，而是在于英雄史觀割裂了英雄人物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把英雄人物的突出功績夸大并歸結為其個人的杰出才華或自我奮斗。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不斷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對待英雄的態度上，既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精神，又體現出極強的民族文化特色，兩方面相互統一，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共產黨英雄文化。就前一方面來說，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階段出現的英雄人物，本身就是最為普通的人民群眾，比如劉胡蘭只是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張思德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戰士，作為典型人物，他們代表的是人民群眾的意愿，身上集合了人民群眾的閃光點。就后一方面來說，這一英雄文化又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視人的精神價值、推崇道德品格力量的價值傳統——當然這一價值傳統在對英雄的態度上是與馬克思主義高度契合的。比如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進一步提出可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概。在后來歷史中出現的眾多英雄人物，或因其對民族和國家利益的維護，或以其面對危難與強權時的英勇不屈，他們名垂青史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其崇高的精神。在劉胡蘭與張思德身上，正體現了這兩方面的融合，因此毛澤東評價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評價張思德“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新時代是成就英雄的時代”。總書記這些話里的關鍵詞“英雄”“先鋒”“時代”，反映出英雄與人民群眾、英雄與時代的辯證關系，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英雄觀的堅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英雄觀的弘揚。（李軍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