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道久（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政府發展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時指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政治學作為社會科學的重要學科，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中要堅持理論自覺，在講好中國故事、展現中國風格的過程中，著力回答好新時代國家治理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面臨的時代命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如何回應變革時代提出的各種命題，是政治學面臨的現實考驗，也是政治學發展的時代機遇。

從國際環境看，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國際形勢的變化。進入21世紀以來，部分西方國家出于某些特殊目的而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導致國際社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盛行，從而對全球性、整體性發展帶來破壞。隨著發達國家的政策轉變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國際社會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增加。新技術革命蓬勃發展，國家間科技競爭日益劇烈，不僅影響科技合作，還可能激化相互矛盾。二是中國崛起帶來的連鎖反應。中國經過長期奮發圖強，再次站到國際舞臺的中央，這在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導致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傳統的世界格局逐步被打破。和平崛起的中國本是國際社會穩定發展的支柱，但一些國家不愿意接受這個現實，擔心失去自身優勢，采取各種針對性手段給中國制造麻煩，企圖維持舊的世界秩序和利益格局。

從國內環境看，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面臨著良好的機遇和切實的需求。一是長期的實踐探索為理論成果提供了豐厚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新中國七十多年、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為中國特色政治學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對這些實踐經驗進行凝練，就能產出中國理論。中國政治的實踐與西方國家存在顯著區別，對這些有顯著特點的政治實踐的總結，是能夠形成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學理論的。二是時代提出的新課題。新的歷史時期中國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新課題，從頂層設計層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到具體實踐層面的政府職責優化、社區治理等。

國際國內環境變化所形成的一系列有關政治現象的理論和實踐命題關系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政治學要努力回答這些新課題，而回答這些課題的過程，就是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的過程，或者說這些課題的答案就是中國特色政治學。

中國特色政治學應自覺回答好時代之問

面對當今這個大變革的世界，中國需要從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兩個層面提出自己的戰略構想，應對世界難題，維護國家利益，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指出：“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睒嫿ㄖ袊厣螌W，同樣要做好戰略性規劃，需要先從學科體系上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政治學要以中國政治為根本，服務于中國國家治理和國家利益。在學科設置上，雖然中國政治目前還不是一個常設的政治學二級學科，但有關中國政治的研究卻是政治學的最主要部分，諸如政黨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政治制度，國家、政府、政黨等政治組織，管理、治理和參與等政治行為，是中國政治學研究長期關注的重點內容。根據國際社會發展變化的情況和中國對外交往的需要，中國特色政治學需要給予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足夠的重視。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外交學是中國處理國際問題、與他國開展合作交流的理論指導和策略選擇，長期獲得政治學研究的重視，相對而言比較政治則受關注不多。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特別是與其他國家合作交流的范圍和深度不斷拓展，比較政治研究的需求在不斷上升，國別、區域研究將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支持。理論是實踐的基礎，中國政治學的特色和地位最終將取決于政治學理論發展的高度；理論來源于實踐，在豐富多彩的國際國內政治實踐的支持下，中國特色政治學必將由一系列誕生于實踐基礎上的理論來構成，這些理論不僅是中國經驗的智慧總結，更要對世界各國的政治發展提供學理參照，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回答好時代之問，中國特色政治學主要著力點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回答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這一根本性問題。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時代命題。從認識的角度講，這是頂層設計，解決道路方向和價值引領的問題；從作用看，這是根基根本，起到固本強基的作用。中國特色政治學的理論和話語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這從根本上區別于西方政治學，體現了中國政治學的優勢。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歷史的探索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兩個結合”不僅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新飛躍，而且成功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進入新時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得了重大理論創新，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就是要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來源、思想內涵、本質特征、基本方略、發展前景等重大主題，解決走什么路、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要問題，科學總結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等重大理論。

二是回答好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比較優勢問題。中國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得比較優勢，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就是要將黨的領導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些中國特色政治制度的優勢講清楚。制度本身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關鍵在于必須適合國情。中國特色政治制度，是適合中國國情、能夠解決中國問題的制度。這就是政治制度的比較優勢所在。比如黨的領導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是經歷長期實踐檢驗，被證明適合中國國情和現實需要的制度。西方國家經歷了資本主義長期發展，資本邏輯推動的政治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決定了多黨競爭制度更適合他們沖突性的政治過程。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決定了必須以人民為中心集中力量解決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以便較快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來統籌兼顧、謀劃全局，集中力量破解一個個重大難題，實現追趕和跨越目標，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兼顧短期發展目標和長遠利益，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研究，必須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與時俱進，根據實際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

三是回答好中國國家治理實踐如何創新發展問題。國家治理是政治生活中的普遍現象，各國在不同歷史時期都需要處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產品，實現社會秩序。國家治理的過程，就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安排下，由不同的國家治理主體借助一定治理工具、采取治理措施去治理目標的過程。顯然，國家治理會受政治制度、治理理念等因素的影響，因而也會產生不同的國家治理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國家治理實踐，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政治學必須對此予以總結，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理論。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整體目標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治理效能。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需要總結國家治理的重大成就，推動國家治理創新發展，主要內容包括：完善國家治理體系，重點是推動政府之外的公民個人和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有效發揮協同作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包括政黨領導能力、政策執行能力、法治保障能力、社會組織能力等；優化國家治理效能，主要是充分激發制度的優勢和潛能，通過改革創新使國家治理水平明顯提高；創新國家治理技術，核心是充分發揮新技術的優勢，實現數字化賦能國家治理。顯然，國家治理同樣是理論與實踐的高度結合，以學術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就是要總結實踐經驗，以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為前提；成功的經驗總結就是在生產理論，有用的理論必然要有實踐支撐，反過來也能夠為實踐提供有效的指導。積極推進國家治理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促進中國特色政治學不斷創新。

四是回答好中國式現代化如何推進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問題。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政治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過程中，許多國家和民族都作出過重大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基于民族、國家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文明形態，發揮其優越性而產生示范效應，帶動其他地區乃至整個人類社會實現進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能夠為中國發展帶來成功跨越，更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拓展了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新選擇，幫助它們走一條既能加快發展又能保持國家獨立自主的道路。從政治文明的角度講，中國式現代化帶來的示范效應主要包括：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全過程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有序公民參與、共識決策模式、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共處原則、文明對話交流和互鑒等。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就需要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有機統一中，講清楚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特點和優勢，以及能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比如，作為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和發展了人類政治文明實踐。中國特色政治學需要充分闡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內涵、制度結構、運行機制、顯著優勢、世界意義等，在深刻總結中國式民主經驗的同時，為世界各國提供可資借鑒的民主發展模式。

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要著重把握其原創性和時代性。只有實現原創性發展，中國特色政治學才能鮮明地區別于其他類型的政治學體系，作出更大理論貢獻；而原創性源于時代性，來源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跁r代性的原創性，必然有力地支撐著中國特色政治學的理論大廈，從而為其始終堅持人民性的學理底色開拓出成功引領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研究的學理性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