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過程人民民主作為具有顯著政治優勢的民主實踐新樣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成果。從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礎和實施條件看，黨的全面領導為構建更加廣泛、有效的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體系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和方向指引，是塑造全過程人民民主政治優勢的深層動力，深刻且全面地詮釋了中國式民主何以具備“全過程”的鮮明特質。

保障人民意志貫穿全過程人民民主各環節

古今中外的政治實踐衍生出各類民主范式和理論流派，使得民主在概念界定、內涵構成與制度設計上往往極具爭議。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民主的本質要求，即通過真實具體、生動立體的民主實踐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但國家的本質差異以及現代國家建設的長期性、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政治議題的多樣性等因素，對人民意志能否真正持續、深入貫穿民主實踐的各個方面提出了嚴峻考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實踐以投票代替其他關鍵民主參與環節，其民主實踐形式具有明顯的單一性、間斷性，在根本上難以保障人民真實意愿得到有效尊重和持續重視。中國實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將中國共產黨的人民立場和領導原則嵌入民主程序銜接、民主議程設置、民主建設推進的全過程和各階段，有力推動了多元社會主體廣泛、深度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

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為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確立為奮斗目標。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黨順應歷史方位和社會條件變化，不斷建設和完善多渠道、寬領域的民主參與實踐機制，人民群眾的意志在一整套成熟完備、運行順暢的民主架構中得到充分彰顯，從而確保了中國式民主始終是為最廣大人民群眾平等享有的人民民主，而不是為少數利益主體服務的其他性質的民主模式。全過程人民民主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形成了由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多個環節組成的完整實踐鏈條。這些環節以黨覆蓋各領域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支撐，全方位貫徹了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各項工作緊密圍繞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生產生活實際展開，另一方面有助于全要素培養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能力，提升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民主實踐的政治自覺。

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優勢具有兩層含義。一是體現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規劃設計層面，即形成了功能完備、結構完整的民主制度體系；二是體現在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執行實現層面，即能夠達成制度設計的預期效果，實現民主效能全面性、持續性釋放。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安排是黨領導人民在長期民主實踐中開創的，是適應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當代國情的一系列民主規范，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科學化、規范化建設路徑的系統部署。黨的領導構成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高效、有序運轉的中軸力量。黨的領導貫穿國家和社會各領域、各部門，在此過程中形成的強大政治牽引和政治整合力量，能夠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體系中的各項具體機制實現聯動配合、整體發力。

民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治理效能大小是檢驗民主制度建設成效的重要尺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黨的全面領導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創造了有利條件，驗證了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真實有效的科學民主制度。首先，黨的全面領導有助于及時準確把握各方面人民群眾現實情況，統籌協調各領域利益關系，使全過程人民民主各項制度的部署實施都能契合社會民生實際需求。其次，黨的全面領導有助于增強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執行力，通過發揮各級各類黨組織的領導作用，確保各方面社會主體都嚴格遵守各項制度安排，形成全社會擁護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良好氛圍。最后，黨的全面領導有助于統籌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運轉情況，及時發現和解決薄弱環節，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的探索創新以及持續完善。

為全過程人民民主成功實施提供根本政治基礎

從運行過程看，民主可以被視作以凝聚民意、整合民力為目標導向的政治實踐活動。真正的民主，不僅要求具備各類社會主體平等表達意見的真實渠道，而且要求具備協調利益沖突、整合社會力量、實現求同存異的有效機制，進而將民主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國家建設的不竭力量。民主機制的有序運轉、民主功能的有效發揮，離不開強大的政治權威。近年來的美西方民主亂象表明，如果缺乏政治權威作為支撐，民主不僅難以匯集和代表民意，反而會造成民主實踐的失真、失序，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發展停滯。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擴展起來，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涉及諸多領域和部門，各方面社會主體相互聯系日趨復雜、思想意識日趨多元化，都對民主實踐中政治權威的塑造提出了嚴峻考驗。全過程人民民主由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確保了政治權威始終在場，有助于引導各方主體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價值理念、基本原則和制度架構形成廣泛認同。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把人民組織起來，有力激發和動員了各種社會力量投身民族復興偉業，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實施提供了根本政治基礎。黨的全面領導本身即為民主與權威有機結合的產物，其中所蘊含的強大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使得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廣泛匯集各方面民意民力，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主動性創造性。黨的全面領導以黨的政治權威為保障，能夠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各項部署安排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贊同和支持，從而降低民主制度程序的運行成本，增強民主實施的質量和效率。以黨的領導的強大政治權威和人民群眾的強大民主認同為后盾，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廣泛開展高水平的溝通協商和多邊協作，從而形成有效達成政治共識、妥善管控社會分歧、及時解決現實問題的系統工作布局。

強化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中的權力監督和制約

民主與權力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關于權力行使目標、方式和路徑的討論，往往構成民主實踐推進的邏輯起點。因此，對權力運行進行監督和制約不僅是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內容之一，更是保障民主體系持續健康運轉的重要條件。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健全與否，是檢驗民主制度安排是否真實管用的一項重要標準。美西方民主實踐雖然實行了“政黨競選”“三權分立”等所謂權力制衡機制，但這些制度安排，一方面沒有真正實現權力監督和制約的全覆蓋，反而形成了金錢政治、門閥政治、精英政治等美西方民主的典型模式；另一方面容易形成“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否決政治體制，引發盲目爭論和資源內耗，從根本上背離權力監督和制約的本源意涵。中國共產黨作為沒有任何特殊利益訴求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堅持正確的權力觀，強調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高度關注全過程人民民主所涉及各項權力的行使環節是否都能受到嚴格監督和制約。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并圍繞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作了系統部署。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程序中，黨通過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各個環節都能有效組織建立起種類豐富、功能齊全的監督機制，從而確保各方面權力運行始終置于黨和群眾的嚴密監督之下，有力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不受侵犯。黨在各領域、各組織、各層次的領導核心作用，能夠有效落實各級黨組織的監督主體責任，進一步明晰各個權力主體在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程序中的功能和職責。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不僅有助于通過黨內監督帶動各領域監督機制整體實施，形成全社會監督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的強大合力；也有助于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運行中的權力配置與監督機制相承接，及時發現并處置超越權限、漠視職責、模糊定位等消極行為，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創造良好的權力運行生態。

為豐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這意味著，盡管民主的制度或實現形式會伴隨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道路、社會條件等諸多差異而有特殊性，但從根本意義上講，民主是一種價值性的存在。從西方民主的發展歷程來看，所謂的黨爭民主從授權機制、競爭性選舉等多個方面試圖呈現并主導民主的價值內涵。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確立，則以“人民民主”的強烈道義價值重申了民主的本質：權力必須來自人民、權力必須屬于人民、權力必須服務于人民。從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關系角度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實現了人民的主體性和法治保障，更呈現了把權力建立在道德和使命基礎上的至高正當性與道義性。正如《中國的民主》白皮書指出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體現全人類共同價值，為豐富和發展人類政治文明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政黨被視為民主架構中的核心政治主體。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現代化探索中，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實踐逐漸與一般性的民主原則相結合，以新的形式呈現其價值。全過程人民民主能夠保障每個個體都能充分表現出蓬勃的力量并將這種力量統一于集體意志，實現在強大政黨領導之下的社會自主與社會團結的互動統一，從而創造出了與西方文明不同的民主文明新形態。黨的全面領導作為中國式民主與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政治力量與顯著政治標識，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提供了至高的道義基礎、科學的理論指導、深厚的群眾基礎、嚴密的組織架構，深刻塑造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一系列政治優勢，為我國在國際上增強民主話語權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依據，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展現強大優越性。（作者：柴寶勇、黎田，分別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內法規與國家監察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